林维先
(1912-1985)
安徽省金寨县人。1929 年参加红军,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曾任红82师师长、红28军参谋、新四军4支队参谋长、副司令员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浙江军区、南京军区、武汉军区副司令员,开国中将。毛泽东曾称赞他为“游击专家”。林维先长期率部在大别山活动,曾多次来到潜山,在人民群众中留下许多传奇故事。
林维先1912 年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丁家埠一贫苦农家,父亲林昌升因参加立夏节起义,遭国民党还乡团逮捕后折磨而死。为报父仇,1929年,年仅17岁的林维先毅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。因他不怕困苦牺牲,作战机智勇敢,很快就由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。先后任鄂东北游击司令部特务营指导员,红25军第74师222团1营教导员,团政治委员。1934年,22岁的林维先担任红25军第82师师长。为掩护主力红军转战鄂东北,他领命牵制敌人,率领82师不足2000人的部队南下,在西界岭、张家嘴、金家铺、杨柳湾等地,歼灭国民党7个中队。接着穿插迂回,攻克黄栗杪、诸佛庵、徐集、江店、南岳庙等国民党顽军据点,有力地配合了红25军主力作战,为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,保卫皖西北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然而,就在这个时候,以张国焘为首的“左”倾“大肃反” 运动已经开始,此次肃反采取的是“闻风而动”,意为只要有人举报,哪怕没有一点事实根据,便先撤职后审查。这种极端的方式正好给敌特人员和党内一些动机不纯分子钻了空子。张国焘听信了风闻,对皖西道党员干部进行了错误肃反。中共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被撤职,82师政委江求顺等一批立场坚定、英勇善战的红军领导干部遭逮捕、逼供,后被杀害。林维先被打成“第三党”骨干分子。这莫须有的第三党,比改组派的罪名更重,因此,张国焘对“第三党”特别严厉,他召开公审大会,在宣读了判决书后,张国焘便向台下参加会议的红军战士问道:“你们说这个“第三党”的骨干分子该不该杀?”张国焘原想听到下面 一致的回应:“该杀!”谁知下面鸦雀无声,上千人竟然没有一个人喊“该杀”。他怕台下人没有听清,又连问了2遍,还是没有人应声。张国焘有点尴尬,忙换了个方式问 道:“同意枪毙‘第三党’骨干分子林维先的举手。”当他看到没有一个人举手时,只得说道:“好吧!既然大家认为他罪行不大,不够枪毙,那就暂留着他,但他不能再当领导干部。”接着宣布道:“开除林维先的党籍,撤销师长职务,分配到军需处苦工队当挑夫。”就这样,林维先一下子降为挑夫。当很多人为他鸣不平时,林维先爽朗地说:“为革命当挑夫、抬担架也是光荣的,照样是打敌人。”
1934年冬,由于鄂豫皖省委的“左”倾领导,部队打了很多败仗,13000多人的红25军,只剩下3000多人。面对10多万敌人的围剿,难以支撑,便根据党中央命令,于11月16日以北上抗日名义,离开鄂豫皖苏区,走上了长征道路。继任的皖西道委书记高敬亭,为了坚持大别山苏区斗争,将地方武装和一些体质稍好的伤病员集中起来,组成了有800多人的218团,下辖2个营和1个交通队、1个苦工队(肃反被处置的红军干部为部队当挑夫、抬担架),交通队兼有看护苦工队的任务。
红25军撤离苏区后,仍有近10万敌人在苏区围剿。蒋介石下令进剿大别山苏区的国民党军政首脑,要在3个月内完全剿灭大别山残余红军。当时218团不但枪支弹药缺乏,连吃粮也困难,被敌人分割得只剩下七零八落的几小块根据地。由于敌人烧杀抢掠,到处田园荒芜,庐舍成墟, 饿殍遍野,尸骨成堆,人民群众大都靠吃树皮、野菜度日。高敬亭为了解决军民吃喝问题,便命令218团带领苏区200多名群众到霍丘南乡产粮地区的白塔畈筹粮。要求12月4日午夜出发,天亮时到达目的地。由团长罗成云、政委熊大海亲率部队分头找大地主、富农要粮,交通队(当时主要是看管苦工队的1个排兵力)带领苦工队隐蔽在山坡丛林里向北警戒可能由霍丘方向的来犯之敌。
下午2时左右,驻霍丘大顺店的安徽保安第3团,闻报白塔畈有红军活动,便来围剿。保安团历来怕和红军作战,但白塔畈是他们的防区,如不应付,也不好向上司交待,所以其前锋一个连慢慢悠悠,左顾右盼地试探着前进,当离苦工队1000多米时,已沦为苦工的林维先向交通队队长吴大友说:“敌人来了,看样子好像是保安团,他们历来怕红军,你把枪给我们,我们跟他们干(当时苦工队80多 人,每人只有1根扁担,没有枪支),冤死不如战死,战死了还是烈士,冤死在自己的队伍里算啥呢?”林维先的话, 既刺激了交通队,又鼓舞了苦工队,大家齐声说:“和敌人拼了!”林维先原是红25军82师师长,很受大家敬重,交通队长吴大友原是林维先的部下,便说“林师长,等主力来不及了,你指挥我们干。”林维先一面命令交通队派员找罗团长、熊政委报告敌情,并让交通队其余的人向前面山林运动,切断敌人退路,苦工队待敌人靠近时,冲上去和敌人格斗,让敌人火力施展不开。
敌人先锋连看没有动静,便大着胆子前进,有的还哼着小调,当进至苦工队隐蔽的山坡时,林维先一声喊:“冲呀!”便带头冲进了敌群,顿时几十条扁担左劈右砍,和敌人厮打在一起,敌人火力无法展开,交通队又从背后杀来,打得敌人昏头转向,拼命逃窜。1个骑马的敌军官看林维先只拿 1 根扁担,举起手枪就打,林维先就地翻滚至马下,1扁担将他打下马来,接着又是1扁担,敌军官脑浆迸裂,一命呜呼。林维先缴了他的枪。这时团长罗成云、政委熊大海率1个营增援而来,将逃敌追至下骆山,歼其大半,后卫之敌惧怕被歼,望风逃回大顺店。傍晚打粮队挑着几百担粮食,缴了100多支长短枪,胜利而归,苦工队每人都缴了1支枪。高敬亭特别高兴,马上摘掉了苦工队的帽子,让他们80多人编为218团第3营,林维先任营 长。指战们都说:“抬担架,当挑夫也是革命;打敌人,扁担也能当武器。”
林维先同志原来是红82师师长,“肃反”中被撤职到底,罚做“苦工”老红28军编成红25军西征走后,林在“苦工队”留了下来。新成立红28军需要干部,就把林“解放”出来当参谋。1935年4月,部队在毛家嘴作战失利,伤亡70余人,损失轻机枪1挺,红28军政委高敬亭撤销了原特务营营长的职务。由于林维先善于各种环境的游击战,所以高敬亭让林维先当了特务营长。
在和平时期,一些同志把“当官”当成一种非常“舒心愉快”的“好事”,一升职许多人就“祝”过来“贺”过去的,但是在经历过“需要勇气当官”年代的人看来,真是感慨万分!由于红四方面军从开始就无休止的“肃反”, 而每次“肃反”,又都是首先从干部和党员下手,所以鄂豫皖红军中,长期流行着一种怕当官、怕入党的心理。林维先任营长后不久的 4 月下旬,就指挥特务营参与了潜山县桃岭(现属岳西县)伏击战,歼灭梁冠英25路军95旅的2个营,其中毙伤敌军官10余人,缴获枪支400余支,子弹5000余发。25路军的前身,是以“北伐钢军”著称的原西 北军孙良诚部属下第1军,向来十分骄横,所以,这一仗算是林维先同志“重新走上领导岗位”后立的第一次重大战功。从此以后,他和梁从学、詹化雨等同志,一直是高敬亭、方永乐等军、师首长所倚重的“栋梁之材”。
1937年6月,林维先作为244团副团长,率领特务营和手枪团3分队,本来要按照军政委的要求于某地会合,殊不知卫立煌正督令4个师所部的 6、7个团对其合围。由于敌情不明,导致了指挥上的失误,作为红28军主力之一的特务营被打散,伤亡200余人,损失轻机枪6挺,成为红28军重建后最重大的损失之一。
此战中林维先奋勇当先,他指挥1个排打掩护,但失败后部队被打散,他心里可以说是沉重到了极点:造成这么大的损失,而且自己负有直接指挥责任,加上本来就被“肃”过“反”,心里是极其复杂、矛盾的。因为这往往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,自己很可能不是被敌人杀掉就是被自己人杀掉。有的人,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动摇,选择了逃跑,甚至叛变。三年敌后游击战争时期,在红28军系统就先后有过鄂东道委书记张德山、原红74师师长丁少卿等高级负责人叛变。所以这一次,林维先再次面临着人生一次最严峻的考验。
但是,即使在如此危险、残酷的形势下,林维先还是没有作出任何其它的选择,而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可能丢掉性命的继续革命之路。这时候,高敬亭政委派来了他的秘书胡继亭,见面后胡对林说:“高政委的脾气你是知道的,如果你能把队伍收拢起来,重新成立特务营,就可以将功赎罪了。”于是,林维先积极行动起来,花费了很大的气力,把没有牺牲而被打散的同志陆续收拢,新组建了特务营。几天后的7月5日,林维先率新特务营在湖北黄冈的白羊山,打了一个伏击,歼敌103师1个营,缴获枪支200 余,特务营算是报了“一箭之仇”。而林维先本人,也通过自己在“失败后还敢于当官”的勇气和行动,恢复了组织上对自己的信任。
在战争年代,“当官”往往是一种沉重的“负担”,一种巨大的危险,那时候“当官”需要两种勇气:第一种,是不怕冲锋陷阵对敌作战的勇气;第二种,则是不怕被自己人误解甚至“冤枉”的勇气。只有做到这“两不怕”,才谈得上对党、对人民、对革命事业,有着真正的“无限忠诚”!林维先同志从一名普通农民成长为一个优秀的革命军 人,最后成为一名高级将领,与他受过的这种需要勇气才敢当官的“残酷”锻炼,应该说是分不开的。
来源:潜山市史志室